《学术与政治》序言：结庐在人境
文章导读
读三年级的儿子在作文中写道：“我的爸爸是一名哲学家，但他一直都想做数学家，可能是因为农村钱不够，所以没有继续攻读自己喜欢的数学专业吧。……不过他倒是挺喜欢哲学家这个工作的。”农村钱确实太不够，但并非是我从数学转向政治哲学的原因。
作者简介
柯华庆 党导立宪制理论创立者 微信交流：lawgame
读三年级的儿子在作文中写道：“我的爸爸是一名哲学家，但他一直都想做数学家，可能是因为农村钱不够，所以没有继续攻读自己喜欢的数学专业吧。……不过他倒是挺喜欢哲学家这个工作的。”农村钱确实太不够，但并非是我从数学转向政治哲学的原因。
我出生在彭泽县一个有山有水的小山村——长龙村，在小山村快乐地度过了少儿时光，直到读高中时才第一次走出小山村。我经常用五音不全的嗓子哼唱陕北民歌“信天游”：“我低头向山沟追逐流逝的岁月，风沙茫茫满山谷不见我的童年，我抬头向青天搜寻远去的从前，白云悠悠尽情地游什么都没改变，大雁听过我的歌小河亲过我的脸。……”信天游中描写的好像就是我的生活，不过我们那里有的是蓝天白云，没有风沙茫茫。
那是一个崇尚科学的时代，那时的学习信条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数学家是英雄。不分男女老少城市乡村，人们都知道一点陈景润和华罗庚的传奇故事。我在小学和中学时的数学成绩不错，梦想很自然地是成为一名数学家。在彭泽一中我有幸遇上全国数学特级教师陶运文老师，陶老师的教学特点是鼓励学生思考，发现数学的奥秘，我经常因为一些“发现”获得陶老师的点赞而信心满满，至今为止，思考和发现的快乐一直支配着我的人生。
从九江师专数学系毕业后我回到了家乡初级中学教书，仍然沉浸在数学王国中，然而自身追求与周围世界的格格不入使得我开始思考社会问题。八年的困顿之后，我第一次走出乡村来到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广州中山大学读研究生。偶然的阅读让我接触到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著作，我亲身经历的城乡差别和内地与开放城市的差别一下子被激发了，政治进入了我的视阈。2001年我写出了第一篇社会科学论文《累进税制的正义性》（发表在香港网刊《世纪周刊》）。正是因为对政治法律问题的关注使我选择了到中国政法大学任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领域为法律经济学，因为这是我的教育背景进入法学的合适方式。我最初接受的是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分析和通识性的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念，新古典经济学是我的意识形态，我相信在中国政法大学听过我的课《法律的经济分析》和《法律的博弈分析》的同学会有比较深的记忆。
2006年底我有幸在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下到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做博士后，而且获得两个月访问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机会，研究劳工关系的法律经济学。在这期间我阅读了美国历史，也到美国各地实地考察了一下。正是在美国的经历和我先前的人生经历的结合改变了我的意识形态，同时使得我2005年在法律经济学基础上提出的实效主义法学（Legal Pragmaticism）开始丰富起来。法律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研究法律与经济的关系，法学重视规范（理想），经济学重视实证（现实）。两个不同的传统长期在我的大脑中盘旋，突然某一天我想将这两个传统统一起来，由此提出了从实证到规范（从现实到理想）的实效主义法学。
2008年我突然意识到实效主义方法对中国改革的意义，这可能是因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长期是我的案头书有关。2009年10月，我应邀到国家图书馆做公益性讲座《论实效主义改革哲学——以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为例》，听众的热烈反响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在讲座中我将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扩展为实效主义新猫论（农村实用猫：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城市宠物猫：不管外国猫中国猫，好看听话就是好猫）。邓小平的实用猫哲学实际上说了三个问题：目标是“捉老鼠”，手段有黑猫和白猫，捉到老鼠是判断是否好猫的实效标准。从“猫论”可以抽象出：目标、手段和实效标准。目标和手段都是变量，核心是目标的有效实现，也就是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契合性，即实效。不同人的目标可以不同、不同国家的目标也可以不同，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也可以不同；手段是完全开放的，最终的判断都是以手段对于目标的有效实现即实效为标准的。邓小平的“猫论”来自于农村，是农村实用猫，因为农民买猫就是为了捉老鼠。对于城里人来说，“猫论”可以改为“不管外国猫中国猫，好看听话就是好猫”。这是因为，城里人买猫不是为了捉老鼠，而是作为宠物。目标不同，手段不同，但判断标准都是实效：手段能否有效实现目标。“实效主义新猫论”中的目标可以是物质财富，也可以是精神财富；可以是经济效率，也可以是公平分配。
十八大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中华民族在经历政治独立、经济自强之后迎来精神自主的第三个时代，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等四个自信是中华民族试图走向精神自主的起点。通过系统考察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七十年来的理论争论，我在十八大之前完成专著《第三次变革》，2014年初提出习近平精神，习近平精神是精神自主在国家层面的恰当表达。第三个时代的价值是共同自由。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将所有人的目标锁定在“捉老鼠”即经济发展上，因而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唯一追求将社会主义变成了仅仅经济这样一个维度，将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扁平化为经济社会主义。实效主义新猫论可以推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应该是共同自由。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多元的社会”，健康的人应该是“多向度的人”。社会主义本质应该是“共同自由”，“共同富裕”只是物质方面的“共同自由”而已。实效主义是从实证到规范（从现实到理想）的思维方法。共同自由的实现需要顶层设计来逐步实现，我在2015年初又提出了党导立宪制（全称为“立宪党导民主制”，即对党导民主制进行立宪）的制度设计。党导立宪制就是在宪法中明确人民主权，明确和规范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主权和党的领导有机统一在宪法中，宪法和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治体制。宪治是宪法下的治理，保障的是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具有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宪治模式，党导立宪制就是社会主义宪治。党导立宪制意味着必须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纳入法治的轨道，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从战略高度将党内法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原则和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原则。正是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之下，我在近几年将精力集中在党规理论体系的构建上，2018年10月主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党规学》教材。
党规理论的建构必须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政治进行系统的探索。马克思通过提出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然而，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社会主义毕竟只是一种设想，所以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论述不多。一百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给予了我们建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素材，接着马克思讲，而非照着马克思讲社会主义理论，光荣地落在了中华学者的肩上。中国主流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去政治化和淡化意识形态，然而社会主义理论的构建必须从政治主张入手。社会主义政治特点是从与封建主义政治和资本主义政治的对比中凸显出来的，不谈政治或者去政治化实际上是将当今世界占主流的资本主义政治唯一正当化，我们必须旗帜鲜明讲社会主义政治，高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我在2019年春季完成《学术与政治》和夏季完成《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至此我的理论体系有了一个大体的框架，由此我想到将我崎岖不平一路走来的学术人生做一个小结，出版论文集《学术与政治》，以便于更好地前行。
三十多年的学术探索使我对未来有了坚定的信心。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关涉学术与政治的论文表明，我的学术人生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0年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学者的理想人格》实际上是我从纯学术到关注社会政治的分界点，之前我沉浸在数学王国中，之后关注政治问题。《数宛若人生》是数学人生的流露，但已经有浓浓的政治人生的味道。《马太效应 应该吗》和《中庸的科斯》是我开启和总结法律经济学研究的两篇短文。《理性之思想 自主之精神》和《中国学者》是我作为学者自主性的宣誓和倡导。如果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普世准则吗》是我对深深潜伏在中国人骨髓中的封建意识形态的揭示，《西方兜售“普世价值”的真实缘由》则是我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宣战。《涵养中国社会的“共同自由”》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宣示，《从儒家到华家》表达了中国学者重建中华民族意识形态的历史使命，《法学的政治性与科学性》表明法律学人对政治的无处遁逃，《党导立宪制及其合理性》、《党导民主制：正当性与价值》和《党的全面领导与依宪治国》是我近年来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理论建构，《学术与政治》明确提出所有涉及社会关系的学问都与政治脱不了干系，更重要的是通过区分封建专制政治、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来展示学者在不同政治中的地位，《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则是我接着讲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是独立的长期存在的社会阶段，由此社会主义具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价值、政治、经济和法治。文集还收录了两篇文章作为附录。附录1是对我的学术人生比较了解的夏少光对《党规学》的评论，可以看出青年才俊对当下中国法学界的看法。附录2是《多维》月刊对我的专访，我阐释了现代学者的应然定位。附录3是《多维》月刊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对我的专访，也可以说是前一专访的深化，我喊出了“‘言必称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该醒醒了”！的口号。
学术人生是一种需要身边人付出而仅仅回报社会的职业。在我人生的道路上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帮助。
首先我要感谢《读书》《书屋》《法学家茶座》《人民论坛》《人民日报》《治理研究》《学术界》和《治理现代化》的编辑们让一篇篇拙作得以正式发表，与更多的读者分享。特别是在殷亚平老师的努力下，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柯华庆著作系列”。
我要感谢我的导师鞠实儿教授和梁庆寅教授，是他们让我有了从事严肃学术研究的基础。我要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的自由氛围，感谢黄进校长、朱维究教授、曹义孙教授、舒国滢教授、王成栋教授、王称心教授、姜晓敏教授、薛小建教授和赵雪刚教授等等的鼓励和支持。我要感谢我的学生们，柯门在学术上身份完全平等，通过说理区分学识高低，教学相长是实实在在的。在此我要特别提及的是杨明宇、宋凯、宋晨翔、田燕刚、谭岗凤、郑阳等等同学，杨明宇自2013年开始担任我的学术助手，我受惠于她的建议多多。
我的家人为我的学术人生付出太多。先父柯平初和先母何宝秀养育了我，教给我做人的道理，让我明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三个姐姐的无私付出和哥哥弟弟的理解支持让我走上了学术道路。岳父吴昌才、岳母刘炳芳、妻弟吴刚的默默付出为我这几年的学术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没有刘荣的坚定支持，我的人生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她既是我的太太也是我的贵人。在柯西、浩然和亦然成长过程中我的陪伴非常有限，我对孩子们愧疚最多，谨以此书献给她（他）们！
2019年9月15日于北京华家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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